1949年4月23日，南京城的硝烟尚未散尽，毛泽东在北平看到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，写下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。这句诗表面说的是项羽，实际落脚点却在“沽名”二字：打仗不能只争一时胜负，政治更不能被虚名牵着走。
项羽并非没有本领。巨鹿之战中，他率楚军破釜沉舟，以少数兵力击败秦军主力，诸侯见之无不畏服。那一刻，他是反秦力量中最耀眼的人物。然而，能够在战场上压倒对手，并不等于能够安排天下。项羽的悲剧，恰恰从“战无不胜”之后开始。
毛泽东读《史记》时，曾留下一个极有分量的判断：“项王非政治家。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。”这不是简单的成王败寇，也不是说刘邦处处高明，而是指出两人的根本差别：项羽擅长击破敌军，刘邦更懂得怎样把人、粮食、土地和人心组织起来。
秦末局势最复杂的地方，不在于谁的刀更快，而在于谁能分清敌我，抓住主要矛盾。项羽却常常把反秦战争的逻辑，直接带进了统一天下的竞争中。秦军败了，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展示威势；诸侯服从了，他却没有及时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。
进入关中后，项羽的做法尤其说明问题。他杀秦王子婴，烧毁咸阳宫室，掳掠财物，火势数月不灭。对秦朝统治者的仇恨，被扩大成对关中社会的报复。秦人虽然畏惧，不敢反抗，却没有真正归心。
刘邦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。他进入关中后约法三章，尽量减少扰民行为。秦地百姓未必真心拥护刘邦，却愿意接受这样一支不乱抢、不滥杀的军队。政治上的力量，往往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：不是靠一时震慑，而是让更多人相信，跟着你不会更糟。
项羽还犯了另一个致命错误——凭个人好恶处理诸侯关系。田荣在反秦过程中颇有实力，只因与项羽有旧怨，未能得到合理封赏，转而公开反楚。彭越没有被及时吸纳，后来成为楚军后方的牵制力量。黥布受到猜忌，也逐渐倒向刘邦。
这些人未必天然属于刘邦。问题在于，项羽没有把可以争取的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，反而不断把中间力量推向对手。所谓“霸王”，声势很大；可一旦外围松动，声势便会迅速变成孤立。
韩信的遭遇更典型。他在项羽军中只做到郎中，手执兵器站在帐前，提出的谋略没有得到重视。后来韩信投奔刘邦，平定魏、赵、燕、齐，成为汉军最重要的统帅之一。项羽失去的，不只是一个部下，而是一套能够改变战争格局的战略才能。
鸿门宴则是项羽政治判断失误的集中体现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先入关中，项羽率大军赶到，双方力量悬殊。范增多次示意，要求除掉刘邦，项庄甚至拔剑起舞。但项羽始终没有下定决心。刘邦借机脱身，后来有人问：“为什么不杀？”项羽的选择，已经给出了答案——他把一时的“义”看得重，把未来的天下看得轻。
毛泽东后来谈到项羽时，特别指出两件事：鸿门宴放走刘邦，以及对楚汉鸿沟之约过于认真。项羽在军事上压迫刘邦，却没有把战果转化为政治胜势；等到双方议和，他又相信停战可以结束争夺，刘邦却迅速撕毁约定，追击楚军。项羽重承诺，刘邦重结果，这种差异最终决定了战局走向。
项羽的另一个弱点，是听不进不同意见。范增看出了刘邦的危险，他不听；韩信提出进取天下的谋略，他不用；有人建议关中地势险固、适合建都，他也拒绝。项羽说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。”于是放弃关中，返回彭城。这个决定满足了衣锦还乡的愿望，却把最有利的战略基地让给了刘邦。
1962年1月30日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批评个人独断时，又提到项羽。他说，有些干部“一个人说了就算数”，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“霸王”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“班长”。在毛泽东看来，项羽的失败并非偶然，刚愎自用使他一次次错过修正机会，也让身边真正有能力的人逐渐离开。
不过，毛泽东并没有把项羽说成一无是处。1939年4月8日，他在抗大讲话中谈到项羽自刎乌江，认为这种不屈气节，比汪精卫、张国焘之流强得多。但紧接着，他又补上关键一句：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，却不能学他的自杀，要“干到底”。
垓下突围后，乌江亭长曾劝项羽渡江。项羽拒绝说，自己带着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进，如今没有一个人回来，纵使江东父老拥立自己，还有什么脸面相见。随后，他拔剑自刎。这个结局保住了个人尊严，却也意味着彻底放弃了重新组织力量、检讨失败原因的可能。
毛泽东肯定的，正是项羽在压力面前不投降、不苟且的气节；不赞成的，则是把失败当成终点。英雄气节可以使人在危难中站住，政治远见和长期奋斗，才能使事业继续向前。项羽有前者，却缺少后者，所以留下了“力拔山兮”的悲歌，也留下了“不可沽名学霸王”的警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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